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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研讨会之一“公众单位史编纂模式”研讨会成功召开
2021年02月09日 11:1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曾江 廖苏予 王笑航
“公众单位史编纂模式”研讨会通过线上会议形式召开。此次会议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研讨会之一。 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通讯员 王笑航 记者 曾江 实习记者 廖苏予）2021年2月5日，由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公众单位史编纂模式”研讨会通过线上会议形式成功召开。同济大学校史馆馆长章华明研究馆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欧七斤研究馆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熊卫民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张勇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副研究员胡端先后发言，会议由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负责主持与总结。此次会议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研讨会之一。
章华明认为，此前的校史研究带有科普宣传色彩，现在能够从公众史学的角度去关注校史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希望整个社会尤其是教育界都能重视公众史学，为相关从业人员创造、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章华明总结了当前校史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他认为，当前大多数高校虽然有校史研究室、校史馆等类似机构，但多属于机关或教辅系统，与一线科研机构缺乏紧密联系，研究不够深入、系统，机构设置及队伍建设问题应引起重视。其次，目前的校史研究虽然在学校里受到重视，但还面临“如何落实重视”的问题，相关领导还是要在“抓落实”上下功夫。现在文化产业发达，档案史料的征集、研究、宣传工作可以与社会有关部门合作，形成真正的文化产品。再次，目前校史研究成果普遍水平还不高，与包括科技史领域在内的研究成果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关于如何编写校史，章华明认为应从公众史学层面去研究，加强学术性；当务之急是要“强基”，鼓励年轻人依托馆藏档案与史料，并主动向社会征集甚至购买资料、将口述采访与档案文本资料结合起来，写出有内涵、有深度、比较可信的文章来。这是基本功，也是基础性工程。换言之，如果研究者不能公开发表几篇史料比较丰富或者有一定学术性的文章，通史类、专题类的校史著作就无从谈起。
欧七斤对公众史学把部门史引入研究范畴表示认同，他回顾了上海交大的校史编撰情况，总结了经验，并且就校史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行了探讨。他表示，总结上海交大校史编撰的经验，的确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首要的是做好顶层设计，他们是“一主多次”。“一主”是通史即《上海交通大学史》8卷本，2016年120周年校庆前出版，在校内获得了最高奖项校长奖（集体奖）；“多次”指部门史、院系史、专题史。第二要谋划好工作步骤和执行方法。第三是确定好执行力量。第四是对内部统一思想，也向学校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关于如何深化校史研究，当前深入学习“四史”，可以充分运用比较丰富的党史资源，将党史与校史结合起来做。在队伍建设上，还是要坚持原来老中青并举的思路，吸纳更多人参与。在具体执行上，要事先设计好组织程序，选好人，建好队伍。执行过程中要加大师生校友的参与，从校史研究的角度应该由社会上的名人校友转到校内的名师干部等，史料方面要多元。执行过程中一定要协调好各方资源，扩大成果的多元化，一定要和其他部门处理好关系。
熊卫民围绕单位史的价值、最好由谁来做、如何做等问题，分享了他的相关经验。他认为，尽管当事人对单位的历史比较清楚，但由于深度牵涉其中，对不少事情有争议，由他们自己来修史，很容易引发新的矛盾，所以，单位史研究最好是找独立于该单位的学者来做。当代史的作品应经得起当事人的考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就要求研究有独立性，只问真相，只求真理，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还要求研究视野宏大，在立意上有高度，在内容上有深度。为了写好单位史，编纂者应该对时代背景有充分的了解，把单位史放在合适的背景坐标中，对其有恰当定位。拿科教机构史来说，研究者应当对国际高等教育史、科研机构史有充分的了解，对国史有充分的了解。把研究对象放到这类大坐标、大背景中去，就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定位，就更能避免出现自吹自擂以及把一时的逆流、歧路当成时代大潮、发展正道加以弘扬之类的乱象。在方法上，熊卫民强调要注意收集资料，写大事记、资料长编，做大量访谈。他认为写史不能是堆砌资料，需要鸟瞰正确的轮廓，要有穿透迷雾、假象、泡沫的洞见。洞见来自问题，要有超越资料、高屋建瓴的大问题；要有大量针对历史细节的小问题，历史学家不应当在资料上爬行，而应在资料上直立行走，站得高，看得远。他强调证据/资料和想象力是历史研究之两翼，研究者要进入历史语境，用当时的价值标准、人情世故、道德法律等，去想当事人之所想。熊卫民还从他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科学访谈录》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科学六十年》两书的经验出发，介绍了科教机构史的具体写法。他认为，科教机构史可以从事业史、社会史、学科史、人物传等不同角度来展开。拿事业史来说，不能满足于书写过去取得过哪些成就，还应写不同历史时期所研究机构的目标、结构、运作模式、内部关系、外部环境，所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机构的竞争，如何跑到前面（或落到后面）的原因，等等。其中，机构领导的行政、道德、学术能力尤其值得关注。
张勇就当代企业史的界定、当代企业史的编撰、当代企业史编撰的主要类型等话题进行了分享。
胡端围绕大学校史书写和中学校史书写的模式、体例、运作流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之前做过学者修史与官方修史的对比研究，当时选取的是1980—2010年30年间国内几所代表性的大学样本，再一个是专业学者所修的校史，聚焦的是书写模式和框架体例的异同比较与成因分析。胡端表示，他之前的分析是以文本“逆向”反推研究范型，没有以一个参与者的角色融入其中。为了克服这种“缺位”的局限，近年来，他以全程亲历者的身份参与中学校史的书写，感触更多。目前，中学校史研究的组织方式与高校不同，是校方委托学者撰写，是介于官修与私修之间的合作模式。校方主要是推动、协调与服务的角色，不干涉研究团队的组建、具体修史过程；编撰团队由专家领衔，分段落实撰写，责任到人。编修流程，一是资料收集、整理、分类、形成资料长编。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拟定覆盖面较广的关键词，然后在各种形态的史料中进行“地毯式”搜集，尽量一网打尽，不遗漏。二是形成结构化的校史体例大纲。一般由团队学者各自撰写，比对修磨，相互启发，取长补短，避免重复。三是根据体例大纲，撰稿成书，配以图片，图文并茂。胡端认为，学校的本质属性是以知识生产、传播与育人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文化机构，这就决定了校史书写很难绕不开教育史的研究取向。如果简单机械、条块分割地去表达教育各要素，容易陷入“校志体”模板；如果纯学术化地去表达，又容易成为艰涩抽象的思想史与制度史。他认为，比较理想的办法是从“教育史”与“文明史”的双重视野中去审视，将学校的长时段变迁过程视作一个人全生命周期成长的“文明化”进程；并在各个历史阶段紧扣“谁在办学、为何办学、凭何办学、如何办学”等关键性的问题去梳理与追问校史的深层脉络与机理，这样或可突破一般教育史 “宏大抽象、枯燥严肃”的书写窠臼，做到“见人群”“见社会”“见制度”。
最后，钱茂伟进行总结发言，他肯定了各位专家学者不同角度的发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行校志地方志的模式比较多，校史和校志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他本人更偏向校史，校史能体现内在发展逻辑，校志容易条块割裂。现行机构史是全知视角，而公众史是个人视角，以前只想着在通史通志中互补。现在，在“一主多辅”模式下，校史可以通过增加二三十个品种来丰富，实现校史的公众本位理想。这次工作坊式的研讨会是一种尝试，非常成功。新春后会多举办这样的线上讨论，在交流中提高，推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