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审判决中，法庭认为，教材中有关同性恋的表述不属于图书编校文字差错中的知识性差错，图书所涉及的学术观点、认知性分歧不属于暨南大学出版社审查责任范围。西西方主张教材质量不合格证据不足，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西西举办的非公开展览，希望以艺术方式让公众关注同性恋议题。
“意料之中。”
9月2日，律师在微信中发给西西一审判决书。身在香港的西西正在工作，看到结果，她心情平静。
因教材中将同性恋归为“性心理障碍”，2017年7月，20岁的大学生西西将暨南大学出版社和购书平台京东商城告上法庭，被称为国内首例“恐同”教材产品质量纠纷案。在经历庭审三次延期后，案件最终于今年7月28日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法院开庭审理。法院裁定，教材中有关同性恋的表述属于认知性分歧，西西方主张的图书质量不合格证据不足，西西败诉。
三年的诉讼，西西的身份从学生转换为NGO从业者，也承担了学校、社会等多重压力。9月11日，西西委托律师正式提交了上诉状，她要继续为去除同性恋污名化争取空间。
2017年3月新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关于同性恋的描述。
三次延期的庭审
2016年5月，西西从朋友那里得知，暨南大学公选课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2013版）认为同性恋是性心理障碍，是“性爱方面的一种紊乱或性爱对象的倒错”。西西认为这样的表述带有歧视色彩，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她开始给编者、出版社发电子邮件，希望能够督促他们修改教材内容。
给编者的邮件一直没有回音，西西找到了编者的电话，一开始对方告诉她会尽快回应，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西西又给编者打了三四次电话，对方总说自己在忙，之后西西的电话就被拉黑了。她转而找到暨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对方说需要和编者沟通，“修改教材内容，需要征得编者同意”。
2016年7月，西西和朋友给暨南大学出版社和编者的工作单位送了一筐鸭梨和一封300人联名的信，希望出版社能正视教材中的问题。“我因为同性恋这个身份被污名化要承受很大压力，我希望他们能够接过压力。”
当年10月，一位关注“秋白同性恋教材案”的律师联系到她，询问她是否愿意通过法律程序推动“恐同”教材修改。西西犹豫了一个月。一方面，她觉得出版社和编者回避沟通，修改教材已无法推进，走法律途径有可能督促出版社正面回应；另一方面，她害怕诉讼把她推到聚光灯下，学校会通知父母，让她“被出柜”。
2013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最终，西西委托律师向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负责京东图书运营的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江苏。她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错误、误导等明显内容质量问题为由，状告暨南大学出版社及京东商城。
最初的开庭日期是2017年10月31日。但在开庭前，西西突然接到法院通知，法官需更多时间研究案件，开庭延期至2018年1月。
但第二次开庭依然不顺利。被告之一——京东方面申请对涉案教材的图书产品质量进行司法鉴定，开庭再次延期。其间，法院先后委托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江苏省科技咨询中心鉴定，但两家机构都没有图书质量的鉴定资质。京东方面又与西西方协商委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进行鉴定，此后案子便杳无音讯，判决书显示广电总局这一下属机构也没有接受鉴定委托。
延期的日子里，西西总被一种无力感和自责感笼罩。很长一段时间，诉讼在性少数群体中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媒体对案件关注度低。“我有很多的自我怀疑，这样的诉讼真的有意义吗？”
再一次听到案件的最新进展已是今年4月，开庭日期定在4月22日。西西正在香港读研，受疫情影响，去宿迁参加庭审需要隔离14天。法院告诉西西可以由律师代她出庭，但她想在庭审中为自己三年来争取的事情发声。她给法官打了20个电话都没有打通，一些社群的伙伴也帮她打，法院的电话一度被打到忙音。最终，西西申请案件延期开庭成功。
7月28日，案件开庭。因为疫情原因，西西仍然无法到场。她申请网上开庭，但法院以双方证据多、需要到庭质证为由，没有通过。
开庭时，很多社群的伙伴自发来到宿迁，想旁听庭审，以示对西西的支持。但法院只开放5个庭审旁听名额，并要求旁听人提前3天办理旁听证，使得很多想去现场的媒体和外地的社群伙伴无法入场。
西西告诉《中国慈善家》，庭审中，在提到和与同性恋相关部分的证据时，法官就不停地打断律师的发言，律师代为陈述的当事人意见也有被打断的情况。
2013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关于同性恋的描述。
法律困境
据西西介绍，在同性恋歧视有关的诉讼中，很难以与性少数群体有关的案由获得立案。曾因“高校教材污名同性恋”四次与教育部对簿公堂的主人公秋白也曾面临相似的困境。
2015年，正在中山大学读大二的秋白发现市面上很多教科书将同性恋描述成异装癖、性变态、精神疾病等。同年5月，秋白起诉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损害其名誉权，但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法院均认为“该出版行为与当事人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益关系”，未予以立案。
“法院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这个说法并没有直接地损害我的名誉权，如果对方宣称‘秋白有精神疾病’，这个诉讼才有可能被立案。”秋白告诉《中国慈善家》。
此后，秋白以教材监管不作为、举报信件未被受理等理由三次起诉教育部，但最终败诉。“现有的法律中没有与同性恋有关的内容，所以有关的诉讼都是打‘擦边球’。我的最终目的是让有关部门、出版社、编者认识到，教材中对同性恋的表述是有误的。”秋白说。
一开始，西西和律师也以侵犯消费者权益为案由，向暨南大学出版社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与秋白案类似，由于无法证明教材内容直接侵犯了西西的权益，法院不予立案。
随后，她与律师决定以“图书产品质量问题”为案由起诉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和购书平台，但诉讼的落脚点为去除针对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
西西与律师认为，教材中与同性恋歧视有关的内容属于知识性差错，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如果图书的编校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即可判定教材编校质量不合格，他们可以以“存在产品质量问题”为由起诉。
在图书编校差错计算方法中，编校差错包含文字差错、标点符合差错、格式差错等。西西开始在朋友圈、微信群中发消息，寻找专业的图书编辑重新校对教材，希望能找出多于万分之一的差错。
“正文80页，倒数第四行，‘克里斯 · 加德纳’，中圆点不能位于行末”“‘大学生必须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应改为‘来自’，‘自’包含了‘于’的意思”……
在西西向法庭提供的图书编校差错统计表中，共罗列了该教材54项差错，大多数是教材细枝末节中与文字、标点符号使用规范有出入的内容，而与同性恋知识性差错有关的只有一处——“正文178页，第一段与第三段，常见的性心理障碍：同性恋”。
西西和两位朋友给暨南大学出版社和编者工作单位送“鸭梨”。
同性恋歧视证明之难
为证明这一处知识性差错，西西共提交了31项证据，其中包含《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CCMD-3）、同性恋扭转治疗案件判决书、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对相关议题的发言等。
早在1990年， 世界卫生组织已在《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的精神病名册中删除了同性恋的表述。颁布于2001年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CCMD-3）不再将同性恋归入“性变态”范畴，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去病理化工作的里程碑。但CCMD-3仍将起源于“性指向障碍”的同性恋列为精神障碍，即由于性发育和性定向伴发的焦虑、抑郁及内心痛苦的心理障碍。
CCMD-3对同性恋的定义成为诉讼中最大的争议点。西西在诉讼初期使用的是2013年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其中对同性恋的表述为：“与人类绝大多数性爱方式相比，可以认为同性恋是性爱方面的一种紊乱或性爱对象的倒错。”西西方面认为，根据ICD-10，同性恋并不被视为是一种精神疾病；根据CCMD-3，同性恋作为整体概念已不属于性心理障碍，因此“教材将同性恋归类为性心理障碍是错误的”。
在庭审中，被告方暨南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于2016年出具的《关于反映暨南大学出版社教材中存在错误内容相关处理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报告》称，CCMD-3原文“明明白白将同性恋纳入性心理障碍”。《报告》认为，“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编写内容符合我国法律和相关标准规定，书中有关对同性恋问题的描述不存在知识性、逻辑性错误”。
在一审判决中，法庭认为，教材中有关同性恋的表述不属于图书编校文字差错中的知识性差错，图书所涉及的学术观点、认知性分歧不属于暨南大学出版社审查责任范围。西西方主张教材质量不合格证据不足，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9月11日，西西委托律师正式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等待，希望法院能够受理，我们的案子能迎来二审。”
西西的代理律师在法庭前留影。
行动者们
实际上，“同性恋”，在教科书外的场景中被更频繁地污名化。
初中时，西西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喜欢同性，但身边的环境告诉她这是错的。当时同班的一位女生给外班女生写了一封情书，西西的班主任得知后开了一场严肃的班会，当堂搜索同性恋定义，告诉学生“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大家不要去尝试”。到了高中，有男生得知西西喜欢女生，直接在社交媒体上指名道姓说她是“同性恋”。“同性恋这个身份成为他威胁我的手段。”
更强烈的震动来自于大学时期。2015年，西西考入广州一所大学。她也第一次确立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有了稳定交往的女友。她发现，自己所在大学没有任何与性少数群体有关的社团和课程。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孤岛，“你找不到同伴，没办法获得任何一次支持”。
西西在课余时间去中山大学旁听《多元性别与社会文化》课程，也经常参与中山大学彩虹小组举办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她结识了秋白，了解到秋白为清除教科书中恐同内容所做的努力。西西也与伙伴们一道，开始为修改教科书发声。
2016年9月，西西与伙伴Shaw策划了一场名为《命名：是谁在书写和定义同性恋》的展览。展览中有作品列举了西西和伙伴们收集到的四十多本“恐同”教科书的具体信息，试图向观者展现教科书污名同性恋的全景。西西和Shaw拜访了艺术家刘伟伟，刘伟伟对她们说：“你们的工作真的很重要，也很困难，因为你们改变的是一个事物的命名。”
展览原本定在华南师大砚湖书吧举行，但由于受到来自校方的压力，场地负责人临时决定场地不能出借给西西作为展览使用。场地最终确定为德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但在展览前一天，辅导员找到西西，说如果不取消展览就要告诉她的父母。展览被迫取消。但9月17日下午，西西和Shaw以及几位志愿者仍然把一间空教室布置成一个展厅，向不在场的“观众”展示展览原有的几个作品。
2017年时，秋白案二审接近尾声，秋白想试试再次游说出版社，西西也参与其中。他们重新去书店、图书馆，找出了47本记录了“恐同”内容的教材，重新做统计，并游说编者和出版社。一些出版社很积极地回应了秋白与伙伴们，表示“会和编者沟通，协商修改”。也有教材的编者回复了一封长信，回应同性恋是心理障碍，需要扭转治疗，语气“理直气壮”。
这场与教科书死磕的硬仗无疑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西西大学毕业后去香港读性别研究专业的研究生，目前在香港的一家NGO供职。西西认为，这些选择都与在行动和社会网络中不断检视自我有关。“虽然没有办法改变结构性问题，但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引发更多公众关注，让议题得到更多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