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远川研究所/余佩颖
（不提供二次转载）
2010年，胡润做了一个“杀猪榜”。
常年被讽刺“上榜=杀猪”，胡润这次索性放飞自我——“杀猪榜”以屠宰能力为依据，雨润的祝义才、大众食品的明金星，新希望的刘永好位列三甲，加起来一年要屠5000万头猪，刀下猪魂无数。
当然，这种自黑并没有太大用处，反而让场面进一步尴尬：中国未来的“猪王”——牧原的秦英林在榜单中见不到影子，而位于榜首的雨润祝义才，最后却身陷囹圄，一度破产清算。
大陆富豪的“防火防盗防胡润”，可以说是自古以来。2000年胡润将任正非排到大陆富豪第3，编制榜单时给华为发传真，表示希望了解任正非的资产，华为反手给胡润发了一封律师函[11]。
虽然不受待见，但富豪榜上的那些天文数字，还是让劳动人民时不时地来一遍阶级主义的再教育：比如月薪1万的普通人要想挣到郑爽一部片的薪酬，要不吃不喝搬1300多年砖；而郑爽不吃不喝攒够王健林的家底，则要从公元前480年开始干起。
除此之外，富豪榜的社会意义恐怕就只剩下一点：见证中国最赚钱行业的变迁。
新世纪前十年，富豪榜基本上是实业家的天下，新希望的刘永好、三一的梁稳根、美的的何享健、比亚迪的王传福都是常客，稚嫩的互联网领袖们偶尔上榜，前面通常都得给一个“新锐”的定语。
但制造业首富往往都是“单点爆发”，一个行业几十年能出一个排名前10的企业家已属不易，像饮用水这种能出两个（宗庆后和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