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1968年生人的《朝日新闻》社国际编辑部副部长野岛刚，有两本新著《两个故宫的离合》与《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在大陆出版。
野岛刚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历时五年，重走北京故宫文物抗战期间和国共易帜前后的迁徙之路，写就《两个故宫的离合》，探究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在历史翻弄下的命运。《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所涉及的时段较之于《两个故宫的离合》更长，它追溯了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自北宋问世以来，是如何历经改朝换代而能一再躲过烽火、人祸，辗转成为北京故宫至宝的曲折历程。该书堪称对《两个故宫的离合》北京故宫部分的一个细化。《两个故宫的离合》隶属于“译文纪实”，该系列中由前《纽约客》驻华记者彼得海勒斯（中文名为“何伟”）撰写的《寻路中国》和《江城》，都是近两三年红极一时的非虚构作品如果说被中国大陆媒体广泛报道的彼得海勒斯的书写所代表的是驻华记者的“美国经验”，那只驻过台湾却非常熟悉中国大陆的野岛刚所对应的驻外记者的“日本经验”是怎样的呢？
近期，笔者就此以及日本主流媒体的学者型记者生存现状等议题，专访了野岛刚。
问：您是哪一年从上智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很早就树立了做记者的理想吗？科班出身的媒体从业者在日本主流媒体中占的比例大吗？
野岛刚：我很早就有理想要去国外当记者。科班出身的媒体从业者在日本主流媒体中不多，日本只有三所大学设立了新闻专业，包括上智大学、同至下大学、日本大学，都是私立大学。我知道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大学都有新闻专业，但是新闻学在日本并不是主流的学问，日本没有这个传统，它是一个注重现场培养人才的国家。比如，我进《朝日新闻》社，首先就把我送到九州北部、只有20万人口的佐贺市，我大学毕业时会说英文、中文，但当地人讲的话却听不懂。在佐贺呆了三年，从接触外面的人、打招呼到开始写稿，一个一个都在现场学习。一开始会失落，但是后来开始采访很多人的时候，发现自己写的文章在报纸上能够被看到，觉得能带动一些社会的变化，是非常开心的，虽然读者也不多。在日本的制度下面，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上大学学的是什么系。
问：在任职于《朝日新闻》社佐贺支局、西部本社之后，您2001年开始担任驻新加坡的特派员，又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亚洲国家进行战地采访，其后又回东京本社担任记者，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中，什么样的记者才有资格被派驻海外？
野岛刚：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中文是1989年到1990年；在厦门大学交换是1997年到1998年，一边学习中文，一边跟那边的台湾研究所和新闻研究所的研究员，上他们的课程。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足够优秀，但做驻外记者跟做国内记者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驻外记者不能选择题目，什么都要写。毕竟，驻外记者是代表一个媒体一个国家，可能你所在的媒体在那个国家只有一个人或两个记者，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或者是自然灾害，你都要写，这对记者的能力要求比较高。
在日本，一般记者大概到了30岁左右，媒体就要开始很严格地把他们培养为专家，你做经济报道以后就要一辈子做经济报道，如果跑政治线就一辈子做政治记者。到了40岁以后，日本记者一般已经没有能力顾及自己负责的范围之外的新闻报道了，这一行太专业化了。但是，我们驻外记者不能走这个路，什么都要写，所以面对新闻时需要很好奇的心态。在日本，有过成绩很好的国内记者，被派到海外反而表现得很差；在国内表现平平的记者，也有一到海外变成优秀记者的。